大地“惊雷”  向阳而生
  第05版:文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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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03月15日 星期三 上一期   下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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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牌匾的更替,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大地“惊雷” 向阳而生

大地“惊雷”  向阳而生(图1)

向阳镇幸福广场上的摘牌雕像。  刘金柯 摄

大地“惊雷”  向阳而生(图2)

向阳摘下“人民公社”牌子,挂上“乡人民政府”牌子。

大地“惊雷”  向阳而生(图3)

广汉向阳撤社建乡后使用的印章。

大地“惊雷”  向阳而生(图4)

广汉乡镇企业。

大地“惊雷”  向阳而生(图5)

1978年初,广汉县金鱼公社率先实行“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大地“惊雷”  向阳而生(图6)

1978年,金鱼公社粮食大丰收,增产250万公斤。


青白江缓缓流淌,昼夜不息,见证着时代巨变。

江的北岸,广汉市向阳镇政府内的改革陈列室,两块木牌相对而立,一块是“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一块是“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还有大量记录着有关当年摘牌的图片、文字等珍贵史料。

农村改革,是从土地上艰难地生长出来的。一块牌匾的更替,见证了那个波澜壮阔的大变革时代,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就是这敢为天下先的“一摘”,推动了我国农村基层政权新体制的确立,成就了向阳镇“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的美誉。

平地起惊雷

增产250万公斤,“包产到组”成功了

地处天府之国腹心地带的广汉,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适宜发展农业。然而有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却出现了粮食不够吃的情况。据《广汉县志》记载:“1958年粮食总产17717万公斤,1959年下降至13915万公斤。1959年至1961年,农村粮食出现严重缺口。”

向阳在人民公社的20多年间,全社人均年收入仅增加了六七元。青黄不接时,更有三分之一的人要到外乡借粮,温饱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有女莫嫁向阳郎,吃的稀饭浪打浪,住的草房笆笆门,走的泥路弯又长。”在向阳曾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窘况。

“变革是逼出来的”。就像春天万物总要萌芽生长,在经过了10多年的酝酿和等待之后,在这片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们终于按捺不住。1977年,广汉金鱼公社凉水村9队悄悄把生产队所有的田埂“分”了,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社员拥有了生产队田埂的经营权,且收成归自己。9队队长张德江一家7口人,分了一块1.8亩的田埂,小春和大春各收了几十斤油菜和黄豆,有效改善了生活。9队各家各户均尝到了甜头。那段时间,广汉的西高公社和向阳公社也有类似情况。

1977年,时任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在调研农业生产情况时,发现西高公社的一个生产队生产相当好,水稻、玉米都比周围生产队的长得要茂盛些,要高一些。他询问得知,这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人、土地和任务都分了。

这引发了常光南的思考:“为什么这些地里的庄稼能长得好?”常光南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于“本来让群众搞就能搞好,关键就是没敢让群众自己搞”。常光南在县委常委扩大会上提出要全县推广包产到组。

1978年初,广汉县委确定在金鱼公社建立新的生产责任制的试点。采取分组作业、定产定工、以产结算、超产奖励的办法,即每个组在完成产量指标后,超产部分按一定比例奖励给该组社员,把生产的主动权重新交还给农民,将奖惩与工效挂钩,这就是“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的初始模式。生产队坚持“五统一”:统一生产计划和主要技术措施;统一管理和调配劳动力;统一管理和调配肥料;统一管理和调配固定资产的使用;统一分配。生产队对作业组实行“五定”:定劳力、定地块、定肥料、定产量、定分工,实行超产奖、短产赔。

实行新的生产责任制后,当年收到了显著成效。1978年全公社粮食总产量猛增250万公斤,比1977年增产22.5%,农民人均增收31.2元,大大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

广汉县委迅速总结了金鱼公社的经验向省委汇报。10月27日,省委办公厅《工作简报》介绍了广汉县金鱼公社包产到组的经验,并向全省推广。197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刊文报道了广汉金鱼公社改革的成功实践。两天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1980年初,广汉县农村生产队全部实行了包产到组生产责任制。到1983年底,德阳县、什邡县、绵竹县、中江县农村也都先后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德阳全面展开。农民群众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村经济开始出现复苏景象。

另一场变革

用经济的办法管经济,公社成了“空牌子”

与此同时,向阳公社悄悄开启了另一场改革。

当时的向阳,不仅农业包产搞得好,社队企业也搞得有声有色。向阳将公社酒厂变为承包经营,规定每年包干上交5万元,一切生产经营由厂长负责,公社不再干预。经过大刀阔斧的社队企业改革,向阳公社建起年产8000吨铁的炼铁厂、年产1400万匹砖的砖瓦厂,还有酒厂、农机厂等14家社队企业,务工社员上千人。从1976年到1979年,短短3年里,向阳公社社员存款大幅增加,一些“冒尖户”甚至置办了“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

经济基础打下了,上层建筑亦亟需变革。

广汉县委在全面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认识到土地分户经营使农民在生产上有了自主权,在分配上克服了平均主义,但是以单纯行政手段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严重地束缚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势在必行!

1979年8月,广汉县委派出工作组在向阳公社进行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展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

同年9月,向阳公社成立工业公司,对社办企业进行三项大的改革:一是改社办企业为社队集资联办;二是改任命干部为选举、聘请干部;三是改吃“大锅饭”为“定、包、奖”责任制。解决了社队企业管理上长期存在吃“大锅饭”和领导工作乱、财务开支乱、人员安排乱等问题。同时,在广汉县委的指导下,向阳公社把16名公社干部划分成行政、农副业和社队企业三个班子,各负其责,统一领导。

随后,又成立向阳公社农工商联合公司,担负公社经济发展的指导、协调任务,人民公社、大队原来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办法已经不适用了。

“搞农业的搞农业,搞工业的搞工业,搞商业的搞商业,这个公社就空了,成了空牌子了。”常光南曾回忆说,“我们就弄了个行政组,这边是农工商联合公司,那边是行政组,分成两大块。”由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进一步深入发展,把“三级所有”打乱了,把公社架空了,然后就往政经分开发展,经济用经济的办法来管,行政用政府的办法来管,逐步就分开了。

1980年6月18日,广汉向阳在全国第一个摘下“人民公社”牌子,挂上“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不久,广汉县委批准成立中共向阳乡委员会。在上级党委的支持下,向阳乡又进行大队改村、生产队改合作社的体制改革。

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两个月没回家,就为了那块牌子

说起向阳摘牌,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钟太银,原向阳人民公社管委会主任,“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就是钟太银亲手制作并挂上的。

据钟太银的小女儿钟敏回忆,“摘牌前2个月父亲都没有回家,而摘牌前一周他突然回来了。那天我们正在吃午饭,他沉着脸,开口就毫无缘由地要和母亲离婚,并且四个子女他一个都不要,全部让母亲抚养。我当时就被吓哭了,感觉天都塌了。”

母亲和父亲吵了起来,但当时父亲的态度非常坚决。吵完以后他又回到公社继续工作。“那个时候我也只有10岁,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只知道父亲不要我们了。”

后来人们才知道,钟太银在那段日子里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摘掉了人民公社牌子。他知道,此事一旦错了,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保护家人,他只得与他们割离关系。

2个月不回家,钟太银究竟在干什么呢?原来,他在做“乡政府”的牌子。“他自己找木板,自己锯、刨、砂、勾字、填漆。”钟敏说,为了保密,牌子不能在外面做,也不能在上班时间做,只有下班人走完了,一个人在办公室偷偷做。在一天下午下班后,悄悄地把牌子挂上。中国农村改革历史上的这么一件大事,平静得出人意料。

“可以想象在那段时间里父亲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钟敏说,父亲已于2011年9月去世了,作为子女,永远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

悄悄进行的“撤社换乡”

触动《宪法》修改,掀起农村改革新浪潮

“撤社换乡”是悄悄进行的。常光南当时定下“不登报、不宣传、不造声势”的“三不原则”。

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邻近成都青白江的人被吸引过来了,公社改成乡政府了,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很新鲜、很奇怪,都想看一看,究竟哪个这么胆大,敢把公社的牌子取了。

向阳摘牌后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同志打电话到广汉县委询问此事,语气很严厉:“谁叫你们搞的?”过了一段时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同志又打来电话:“中央领导同意你们搞试点。”常光南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下了。

1981年1月,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在《关于对广汉县县、社体制改革问题的批复》中指出,“经省委讨论,同意按广汉县委所报体制改革方案进行试点”。至此,广汉撤销公社、恢复乡人民政府的改革得到上级的正式认可。

从1980年下半年开始,广汉在全县推广向阳改革经验。到1981年9月,广汉全县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工作基本结束,成为全国最早取消人民公社的县。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出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设立乡政府作为基层政权、普遍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等规定。

到1984年年底,全国各地基本完成了政社分设,建立起9.1万个乡(镇)政府。到1985年春,撤社建乡(镇)工作完成,实行了近27年的人民公社制度至此不复存在。

本报记者 刘勋

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

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德阳历史(1921—2011)》

《广汉农村改革专题资料选编(1978—2013)》

>>>后记

现在提及“人民公社”摘牌,常把它看作惊世骇俗之举。但其实这是行政体制适应经济发展的必然,它从根本上打破了人民公社体制的桎梏,改变了农村政治体制,改变了亿万群众的命运。

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那一群人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不管前路如何,不论结果怎样,敢于尝鲜冒险的改革精神成为他们独有的鲜明印记。而向阳动人心魄的改革故事,映射出一个时代的精彩。

如今的向阳,已经实现了从传统农业乡到工业强镇、富民之乡的蜕变,是全国重点镇、国家级生态镇和全国卫生镇,纳入四川省统筹城乡试点,是全省“百镇建设试点行动”首批工业型试点镇,镇域经济综合实力走在德阳前列。

在向阳镇幸福广场,伫立着“人民公社摘牌”雕像,无声地述说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是铭记,是传承,更是鞭策!改革的基因,已经渗透到向阳的每一寸土地,激励着向阳人在新的改革发展浪潮中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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